李宁

　　近些年，拼盘或集锦似乎已成为主旋律创作中屡试不爽的模式。近日上映的《我和我的父辈》集结了吴京、章子怡、徐峥与沈腾四位“演而优则导”的创作者，以《乘风》《诗》《鸭先知》与《少年行》四个风格迥异的篇章延续了“我和我的”系列的熟悉配方。

　　不同的是，如果说电影《我和我的祖国》主要观照个体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我和我的家乡》聚焦个人与故土的联结，那么《我和我的父辈》则首先着眼于代际之间的情感与价值碰撞。

　　集锦式创作的优缺点都是显而易见的。其优点在于，如果不同故事单元旗鼓相当、搭配得当，不难形成相互激荡的多声部协奏曲。缺点则在于，若没有某种统一的理念、情绪或风格贯彻始终，便容易形神涣散、顾此失彼。就此而言，《我和我的父辈》的整体呈现还是可圈可点的，影片的四个单元都紧密围绕代际叙事，试图以家国同构的方式重塑与延续社会记忆，寻求民族国家的想象共同体的建构。

　　代际的冲突与弥合

　　相比于“我和我的”系列的前两部作品，《我和我的父辈》将故事进一步缩减至四个，从而使得每一单元的叙事空间更加充沛。这些单元分别聚焦于革命战争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初期与从未来穿越回到新时代的四个不同历史时期，以四个普通的家庭故事勾连起新中国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其中，《乘风》的悲壮传奇，《诗》的柔软诗情，《鸭先知》的日常谐趣，《少年行》的癫狂闹剧，可谓各具特色。徐峥执导的《鸭先知》是整部影片中故事与人物完成度较高的篇章，展现出较为纯熟的喜剧技巧。初执导筒的章子怡则以女性独有的视角与口吻，贡献了整部影片中最为细腻动人的段落。《乘风》相对而言中规中矩，《少年行》则多少有些乏善可陈。

　　尽管不同篇章的水准参差不齐，但它们均从家庭关系尤其是父子关系入手，去展现代际之间的碰撞。在文艺创作中，父辈往事、代际冲突总是言说不尽的议题。对于子一代而言，父辈是传统、历史与秩序的代言人，是影响的焦虑，是被仰望也被反抗的对象。《乘风》中，面对身为冀中骑兵团团长的父亲马仁兴，少年马乘风时常流露出执拗、反叛的一面，父子二人经常不欢而散；《诗》中，兄妹俩对于父母神秘的职业充满好奇，并因为父亲的殉职而同母亲爆发强烈冲突；《鸭先知》中，由于父亲各种倒买倒卖、偷鸡不成蚀把米的作为，儿子冬冬在学校饱受同学们的取笑；《少年行》中，热爱科技的小小始终活在无父的阴影中，难以理解父亲为梦想而付出的牺牲。

　　当然，《我和我的父辈》的重点不在于描画代际冲突或差异，而在于呈现代际间的情感弥合、价值认同与精神传承。例如，在《乘风》中，这种代际弥合依赖的是保家卫国、同仇敌忾的革命信仰。少年乘风的生命虽戛然而止，但另一个乘风却同时降生，革命的火炬传递不息。而在所有段落中，《诗》显得尤为不同。它没有空喊口号或故作抒情，而是以浪漫又日常的笔触诗化了航天人的奉献精神。创作者以火箭为笔、燃料为墨，以天幕作纸张，将父辈们的生命之舞化为残酷又壮丽的诗句。片中设置了父母给儿女写诗以弥合代际隔阂的情节，“生命是用来燃烧的东西/死亡是验证生命的东西/宇宙是让死亡渺小的东西”等诗句生动诉说了父辈们的志业，诉说了对于生命与死亡的深刻认知，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那个时代的局限。它让人感觉到，那一代人将自己的青春、血汗甚至生命无畏地抛洒在荒漠旷野、深邃苍穹，既是时代的召唤，也是个体的抱负。而影片正是以这种心灵剖白而非概念说教的方式，令片中的儿女与片外的我们感受到春风化雨般的情感与精神濡染。

　　家国同构与历史的提喻

　　显而易见，《我和我的父辈》采取了我国文艺创作中常见的家国同构的创作路径：某个小家的悲欢离合是大国命运的缩写，某位具体的父母其实是一代父辈的化身。

　　例如，《鸭先知》这一段落就较为成功地塑造了一位改革年代时代弄潮儿的典型——赵平洋。赵平洋出场时，是一位因投机倒把、不务正业而饱受街坊邻里冷嘲热讽的小人物，正遭遇事业与家庭的双重危机。按照加拿大学者弗莱在《批评的解剖》一书中的分类，被戏称“鸭先知”的他显然是一种典型的智力或地位低于普通人的“讽刺”人物。这是一种喜剧创作中常见的人物类型，而处理这类喜剧人物的要义之一，就在于让观众看待他们的目光从俯视转为仰视，以此引发观者更深入的共情与共鸣。赵平洋冲破种种阻碍最终拍成广告片的经历，生动地完成了这种目光的转换，也令人感受到勇立潮头的改革者们既要有把握机遇的敏锐眼光，也要有在孤独和冷遇中不断奋进的精神姿态。

　　正是通过赵平洋等父辈形象，《我和我的父辈》以四个历史坐标串联起了中国从积贫积弱到国富民强的宏阔历程，甚至还畅想可以期待的未来。影片力图向我们展现，现代中国不断前进的密码就在于不同时期坚守初心的父辈们，而父辈又是不断迭代的。前浪簇拥着后浪，后浪成长为前浪，奔涌不绝的潮水改变着历史的方向，终于汇聚成大江大河。

　　值得指出的是，与《我和我的祖国》等影片类似，《我和我的父辈》的历史书写也是一种典型的历史提喻法：截取几个历史的片段，将其连缀和想象成整体的历史。这种书写方式，很难不体现出某些倾向或限制。除《乘风》外，其他几个段落所建构的主要是一则以知识分子为主体、以科技兴国为主线的当代史，而这或许会一定程度上遮掩历史更为丰富与真实的肌理与样貌。

　　为了共同的集体记忆

　　人类所处的当下时代，是一个失忆症愈演愈烈的时代。虚拟生存、消费主义、后现代文化等让个体与历史记忆、集体记忆之间的关系日趋淡薄。美国学者保罗·康纳顿在《社会如何记忆》一书中这样写道： “过去的形象一般会使现在的社会秩序合法化。这是一条暗示的规则：任何社会秩序下的参与者必须具有一个共同的记忆。对于过去社会的记忆在何种程度上有分歧，其成员就在何种程度上不能共享经验或者设想。”而历史记忆、集体记忆的保存与延续，关乎我们能否在共同记忆的基础上分享同样的价值理念、拥有同样的精神底色。

　　从这个角度而言， 《我和我的父辈》对于父辈往事的回望和代际关系的呈现，当然不只是一种以家喻国、重述历史的方式，还在于通过对于代际传承的强调去延续集体记忆，分享价值共识。

　　《乘风》 《诗》与《鸭先知》中那些经过重塑的不同历史记忆，通过片中和谐融洽的代际关系得以传承和延续。而身披科幻外衣的《少年行》则显得十分有趣：它看似畅想着科技腾飞的未来，但聚焦的却是此时此刻中国社会的发展。这一段落中从未来返回2021年的情节设置，是将当下书写成可以返身回望的历史。 《少年行》中甚至还有一个颇有意味的设定：机器人邢一浩所执行的时空穿梭实验的成功关键，在于必须储存下2021年的相关社会记忆。在《未来考古学》一书中，与将科幻文艺视为人类对未来的想象这一普遍看法不同，美国学者弗里德里克·詹姆逊曾给出过一个颇有新意的阐述，他认为科幻文艺的独特性在于能够“将我们自己的当下变成某种即将到来的东西的决定性的过去”。就此而言，看似想象未来的《少年行》与前面三个怀旧段落本质上并无差异：它们都是通过返回过去的方式，从中寻找共同的记忆与价值，以此更好地面向未来。

　　(作者为文艺学博士后、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