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推进生态治理现代化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在需要，也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战略目标的必然要求。生态马克思主义提出的人与自然相统一的生态哲学、对生态危机根源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及其在此基础上对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论建构，虽存在理论局限且在实践层面并不一定完全契合我国国情，但对于我国推进生态治理现代化仍有诸多借鉴意义。我们可以吸取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合理观点，用以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的生态治理对策，力求在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中推进经济理性与生态理性的有机结合。

[关键词]  生态马克思主义；生态治理现代化；消费异化；科技创新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新时代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必须致力于生态治理现代化，突出生态环境治理的整体性，这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坚定走生态良好与生活富裕的文明发展道路”的必然选择。生态治理现代化充分体现了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有助于广大人民群众生活质量与幸福指数的不断提升。生态治理现代化旨在解决我国在现代化进程中面对的生态环境保护难题，满足人民群众对环境优美、生态宜居的美好生活需要，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生态治理对于处在现代化进程中并面临生态保护难题的国家来说，既是一个实践课题，也需要理论引导。随着全球性生态保护问题的凸显，关于生态治理的理论也逐渐增多，其中生态马克思主义不仅在西方世界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因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结合而对我国的生态理论建设也产生了一定影响。生态马克思主义作为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为破解其生态保护问题而提出的一种生态治理理论，既有其合理性，也有其局限性。我国在推进生态治理现代化、建设美丽中国的进程中批判性地吸收借鉴生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其产生的历史背景和理论逻辑，借鉴其中的合理成分。

一、生态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主张及其局限

20世纪中后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生态危机日益凸显，并成为自政府到民众普遍关心的重大问题。生态马克思主义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产生的一种关于破解现代化进程中不可规避的生态治理难题的社会思潮。生态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突出特点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西方世界存在的一些具有普遍影响力的现代生态学思想相融合，构建了一套包括生态哲学、生态经济学和生态社会主义在内的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容结构具有相似性的理论体系。生态马克思主义基于生态治理的目的，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生态危机的内在关系进行了深刻思考，认为资本主义具有反生态本性，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是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源，主张人类社会应该过渡到生态社会主义。生态马克思主义产生后在西方国家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产生了许多生态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如美国的詹姆斯·奥康纳、加拿大的威廉·莱斯、法国的安德烈·高兹、英国的大卫·配珀和德国的瑞尼尔·格伦德曼等。生态马克思主义虽标榜马克思主义，但其与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思想既有联系，也有区别，而要充分把握其理论逻辑，就需要对其核心观点及其存在的理论局限性进行分析。

(一)生态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理论观点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人类在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不断对自然的攫取与改造也随之带来了一系列生态环境保护问题，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等生态问题已经成为人类社会面对的全球性难题。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后，发达国家相继出现的生态环境事件逐渐唤醒人们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随着西方国家民众对生态保护问题的日益重视，关于生态治理的各种思潮逐渐在西方产生，并日益展示出巨大的影响力。生态马克思主义作为当代西方影响最大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之一，便是在这样一种历史背景下产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一方面继承了揭露和批判资本主义固有矛盾的理论传统，另一方面还关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后西方社会日益兴起的各种生态学思想，并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现代生态学思想相互融合，形成了一种带有理论创新印记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新思想。生态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尤其是资本机制和市场机制主导下的工业化生产模式及其社会制度形态进行反思，它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理论观点，并力求对现代社会的生态环境难题进行破解。准确理解和把握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内涵，要重点理解以下三个理论观点。

一是人与自然统一的生态哲学。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西文化交流的常态化开展，生态马克思主义逐渐传入我国。目前，我国学界一般将生态马克思主义归入西方马克思主义范畴，将其视为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一种。生态马克思主义对于现代西方生态学思想的借鉴，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而后现代主义思潮在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中，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工具理性”批判传统以及主张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思想都在生态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留下了深刻的理论印记。生态马克思主义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既不同于传统西方哲学“以人为中心”的观点，也不同于主张深度保护自然生态的“生态中心主义”，而是与我国传统自然哲学的“天人合一”思想类似，主张人与自然的统一。从西方传统生态哲学的角度看，生态马克思主义突破了西方传统生态哲学强调“以人为中心”的思想观点，不再过度强调满足人的物质欲求和征服自然，而是主张在满足人类合理需求的前提下，立足“人的尺度”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与和解。生态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统一的思想既看到了人与自然的不可分割性，也兼顾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整体性和长期性，为生态马克思主义奠定了哲学基础。

二是生态危机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根源。在尊定生态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统一的生态哲学基础的同时，生态马克思主义还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分析生态危机产生的政治经济学根源，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生产和生活方式是造成全球性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生态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产生后,资本机制和市场机制主导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在资本主义价值观主导下的西方社会中人们的生活方式，造成了人与自然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资本主义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以资本运动为枢纽，以追求个人财富和物质满足为基本目标，而对物质、利益和财富的追求以及人们在资本主义生产和生活方式下获得的个人满足，最终都要通过工业化进程的推进转化为人类对于自然的索取，但在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生产和生活方式下,人类对于自然的索取处于一种无序和无限的状态,并因对人的欲望的过度主张和不加限制的满足造成对自然索取的无度，最终人类在违背自然规律的过程中导致生态破坏、环境污染的恶果。生态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生产和生活方式，尤其是资本主义强调“以人为中心”的价值观，塑造了基于资本和市场机制的资本主义的经济社会运作模式，而此种社会运作模式既造成了“过度生产”，也造成了“过度消费”，即导致消费异化现象的产生。所以生态马克思主义认为，现代社会生态危机的政治经济学根源就是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生产和生活方式。

三是“生产性正义”取代传统的“分配性正义”。生态马克思主义在分析了生态危机产生的政治经济学根源后，进而提出了以“生产性正义”取代“分配性正义”的解决生态问题的思路。该观点主要由美国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詹姆斯·奥康纳提出。奥康纳认为,基于资本和市场机制运作以及鼓励民众消费以实现经济增长和利润生产的观点属于“分配性正义”。在“分配性正义”模式下，人们在生态环境的享有上看似公平合理，实际上因“分配性正义”以资源成本外化为基本原则而造成了人与人在生态环境享有上的不公平性，不仅人与人之间对生态环境的享有因资源受资本控制而出现不公平，而且人类自身也因对物质需要的满足不加节制而造成对自然环境的不公平。为此，奥康纳提出以“生产性正义”取代“分配性正义”。所谓“生产性正义”就是在生产阶段贯彻经济原则和生态原则，实现二者的有效结合。生态马克思主义在“生产性正义”思想的基础上设想建立一种“稳态经济”模式，这种经济模式主张通过发展小规模技术，限制人类对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大规模和超越自身合理需要的干预和攫取，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和生态平衡。可见，生态马克思主义在社会发展上主张在坚持社会主义的前提下充分融入生态理性、生态理念和生态价值，以生态理性取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理性，以尊重人类共同生态利益的集体主义取代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以期实现基于“生产性正义”的更高层次的公平正义。

(二)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局限

从上文的论述可以看出，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观点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生态危机的批判奠定其人与自然统一的生态哲学基础：二是立足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视角将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危机归因于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生产和生活方式；三是基于社会主义和生态理性的有机结合对人与自然统一的未来社会也即生态社会主义进行探索。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确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问题进行了某种意义上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并建构了一个与马克思主义有一定相似性的理论体系，但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建构仅仅涉及理论层面，和很多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一样，脱离实际仍然是其最大的问题。生态马克思主义提出的生态社会主义方案及其变革路径需要结合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的实际情况才会具有现实性，而这种结合比建立一套看似完整的理论体系要困难得多。西方发达国家早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便实现了工业化，而我国目前正处在从工业化中期向工业化后期的加速转变阶段，广大的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仍然处在大力发展工业化、尽快摆脱贫困的历史阶段，生态马克思主义针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态危机提出的解决方案本身便带有一定程度的浪漫色彩和空想性，既难以在西方国家实现，也不适合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国情。因而，在批判性地吸收借鉴生态马克思主义合理思想成分的过程中，对其理论本身的局限性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认识。具体来说，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局限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首先，生态马克思主义对生态危机产生根源的分析有失偏颇。生态马克思主义对科学技术进行了过度批判，主张通过发展小规模技术和社区型小企业等方式限制生产规模以达到改善生态环境的目标，只看到了科学技术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和不断增强人类征服自然能力过程中对自然造成的破坏，但没有意识到科学技术在改造自然过程中对于实现人与自然之间一种新的更高层次的平衡同样可以发挥重大作用。另外，生态马克思主义虽然意识到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存在的问题，但并未明确提出变革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思路。其次，生态马克思主义提出的生态危机解决方案在现代社会中可操作性不强。生态马克思主义对生态危机产生根源分析的偏颇，也造成其提出的解决方案难以适应实际情况。整体来看，生态马克思主义提出的解决生态危机的方案主要从两个方面着眼，即控制生产规模和限制消费欲望。但是，无论控制资本主义国家垄断性企业的大规模生产还是通过生态理念的社会化传播去说服人们减少消费都缺乏现实性。再次，生态马克思主义对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论设想并不清晰。生态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反生态批判虽然意识到了资本主义的弊端，但对于如何实现生态社会主义却没有提出一个清晰的方案。生态马克思主义或主张改良方式，或主张通过推动技术变革缓和社会生产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矛盾，或主张通过唤醒人们的生态理性自觉将生产从市场调节下的无序状态中解放出来，或主张通过暴力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说法不尽相同，但并未形成一个清晰的、一致的尤其是具有可操作性的实践方案。

二、生态马克思主义对我国推进生态治理现代化的借鉴意义

工业化是现代化发展的核心内容，也是不能绕过的发展阶段。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必然伴随着人类对自然干预的增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由于企业经营以实现利润最大化为基本目标，且市场机制对资本主义扩大生产规模难以发挥有效的抑制作用，加之资本主义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以“个人主义”为中心的消费价值观，这些都在客观上造成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也是一个不断加大自然承载压力的过程。因而，工业化进程伴随生态危机几乎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规律性现象。目前，我国正处在从工业化中期向工业化中后期转变的过程中。改革开放后，在工业化推进的早期阶段，我国曾经面对不断加重的生态环境问题。近年来，随着国家和民众生态保护意识的增强，党中央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保护,我国生态环境保护的力度不断加大，在生态理念建设、生态环境保护法律体系建设以及生态经济发展质量标准体系建设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进步，生态环境得到较大改善。总书记提出并阐释了“两山论”.党的十九大报告也明确将“美丽中国”建设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战略目标的重要内容之一。但是，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毕竞依然处在工业化进程中，生态环境保护形势依然严峻且任重道远。生态马克思主义虽不具有可操作性，也并不完全适合我国国情，但其中的一些思想观点对于我国推进生态治理现代化仍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和意义。

(一)有助于引导消费观念，缓解消费异化现象

消费异化是生态马克思主义提出并论述的一个重要异化现象，主要是指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消费主体和消费客体等都出现了向对立面转化的现象，而环境异化既是消费异化的内容，也是消费异化的产物。依照生态马克思主义的消费异化理论，目前的许多消费行为已经偏离了人类消费需求的合理限度，这种合理限度应以不破坏生态平衡也即能够实现人与自然的统一作为前提。新时代，我国致力于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升级的消费需要，致力于不断实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但满足该需要存在一个基本前提，那便是要以不破坏自然生态和污染自然环境作为前提。实际上，对优美自然环境的追求本身也是新时代我国人民群众的基本需要，也是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期待的重要内容，且此种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迫切。但是，消费异化现象在我国现阶段也有不同程度的表现，比如攀比消费和奢侈消费。因而，生态马克思主义克服消费异化，倡导适度合理消费的主张对于引导形成理性科学的消费心理和消费行为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二)有助于转变发展理念，加速生态科技研发

无论生态马克思主义如何看待科技进步与自然生态之间的关系，其对于正处于快速工业化进程中且面对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任务的我国来说，都提供了一个思考生态环境保护问题的理论参照，那便是要尽快转变发展理念，即改变过去那种片面追求经济发展规模和速度的唯GDP发展理念，将生态理性与经济理性有机结合起来，推动形成一种有利于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新的发展理念和发展模式。另外就是必须充分肯定科技创新对于改善自然生态环境的支撑和推动作用。生态马克思主义提出的“小技术模式”和社区型小规模生产，虽能够起到限制生产规模和人类对自然任意攫取的作用，但在现实生活中根本不可行，只能是空想，而其提出的通过技术创新不断缓解人与自然矛盾的观点则已经得到当今世界上已经完成工业化进程的广大发达国家的印证。因而，我们要重视和借鉴生态马克思主义以科技创新促进产业升级和实现人与自然的关系在新状态层面形成新平衡的思想，鼓励生态科技研发和应用，以科技创新的力量提高自然资源利用的效率，降低人类对自然界的干预力度。

(三)有助于坚定道路自信，构建全社会的生态理性

生态马克思主义属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范畴，其所批判的生态危机问题也主要是针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生态马克思主义在理论建构的思路上力求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现代生态学的有机结合，姑且不论其对资本主义社会生态危机的政治经济学根源的分析是否合理，也暂且不论其对资本主义社会生态危机问题提出的生态社会主义的解决方案是否可行，其对现代化和工业化进程中生态危机根源的分析和对出路的探索本身便存在明确的价值指向，即社会主义相比于资本主义在实现生态文明上具有更大的优势。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生态治理的过程中，我们可以从生态马克思主义那里受到启发。我们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坚持在社会主义的前提下思考并探索生态环境保护的思路。从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逻辑及其核心内容来看，在工业化进程中应当实现经济理性与生态理性的有机结合，而生态理性的基本主张与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以及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制度设计和价值导向，在诸多层面上具有某种程度契合相通的思想元素。在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我们要引导全社会培养生态理性，致力于促进经济理性和生态理性的有机融合，在这方面，生态马克思主义也有值得我们借鉴的理论观点。

三、生态马克思主义视角下我国生态治理现代化的策略选择

生态马克思主义视域中的生态问题研究，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中的重要致思取向之一。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日益成为现时代批判性审视日益严重的生态与环境问题的一个学术理路。只要资本仍然在经济和社会领域占统治地位，受利润最大化的强力驱使，生态危机就难以从根本上彻底克服。上世纪70年代，罗马俱乐部的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最早提出了现代化进程中的生态危机问题，“因为地球是有限的，任何人类活动越是接近地球支撑这种活动的能力限度，对不能同时兼顾的因素的权衡要求就变得更加明显和不可能解决，不可再生的资源的消耗和环境污染这些决定人类命运的参数正在按几何指数增长。”这个振聋发聩的报告当时在国际社会引发了的很大轰动，首次给人类社会的传统发展模式敲响了警钟，那就是：以向自然界疯狂索取资源为基础获得经济快速增长的发展模式已濒临“极限”而无法持续，因此人类不要沉醉于征服自然所取得的成果，而是要坚持经济增长与自然生态的平衡发展，因此必须提高人类对生态环境危机的科学认知。人类征服自然的后果是使人类与自然处于紧张的矛盾之中，只有彻底放弃自然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错误理念并采取切实行动，才有可能破解人类社会面临的日益严峻的生态困局。新时代，我国依然面对生态环境保护难题，且党和国家以及社会各个层面对生态环境保护高度重视,并将其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虽然生态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存在明显的缺陷，在实践上与我国国情存在很大差距，但其某些具有一定合理性的学术观点对我们探索生态治理现代化的对策有一定的启发和借鉴价值。

(一)坚定社会主义制度自信，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生态治理优势

生态马克思主义认为，在治理生态危机、建设生态文明方面，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具有显著优势。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不仅将美丽中国建设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布局的一部分，而且将其上升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战略目标之一的新高度，同时在生态治理实践中也取得了显著成就，我国整体环境态势有了明显好转。生态马克思主义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及其主张的生态哲学，不仅与我国传统文化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契合相通，而且也与新时代我国提出的绿色发展新理念存在精神相通之处。实际上，西方国家的生态危机早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便普遍出现，而且非常严重，但是其真正开始重视生态环境保护并付诸实践也是后来的事情。我国工业化起步比西方要晚得多，但相比西方来说，我国对生态环境问题的反应速度和重视程度要快得多大得多。一般来说，我国和西方在工业化进程的大致相同的阶段，我国对生态环境的治理力度更大、效果更好。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重视生态治理、建设美丽中国已深入人心，成为党和国家以及全体人民的普遍共识。我们要坚定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继续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生态治理优势，探索出一条更加符合我国国情也更加高效的生态治理现代化路径。

(二)加强政府对供需两端的引导，克服消费异化现象

生态马克思主义认为，异化消费是推动生态危机日益加深的一个重要因素(当然不是唯一的因素)。消费异化现象产生的原因既在于消费主体的消费目的、消费心理和消费习惯的异化，同时也在于供给端为迎合消费者异化的消费心理、消费行为而造成的生产异化。所以，消费异化实际上反映了市场供需两端的异化状况，供给主体和消费主体同时存在的异化状态最终加剧了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紧张，比如对自然资源的无节制的过度的索取乃至浪费等。目前，消费异化现象在我国也在不同领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对此政府应充分发挥其对市场的调控作用，从需求端和供给端加强对消费和供给的引导，对供需双方进行生态理性教育，培养生态文明意识，并将这种生态理性和生态文明意识转化为符合生态文明要求的消费和供给行为。在推进现代生态治理的过程中，政府调控供需、引导克服异化消费现象是必要的，但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更重要的还在于凝聚多元主体的生态治理共识。生态环境治理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长期性民生工程，改善生态环境会使多元主体享受到环境红利带来的好处。多元主体间既有合作也有利益的博弈，如果多元主体共同治理的局面不能形成，就可能会导致环境持续恶化。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借鉴生态马克思主义关于消费异化现象的相关理论，构建由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公众多元参与的生态治理共同体，不断扩大政府、企业组织以及公众在生态治理中的共同利益，避免出现生态治理上的“真空地带”，形成全方位、多维度的生态治理协同共治新格局。

(三)健全生态治理监管体系，完善生态治理评价考核机制

从生态马克思主义对生态危机根源的分析中可以发现，企业和消费者等多元市场主体的市场行为异化是导致消费异化的重要原因之一。生态马克思主义虽然主张通过加强对生态理性的宣传以缓解消费异化现象及其对自然生态造成的压力，但仅仅依靠道德说教并不能真正解决目前的生态危机问题，尤其是对哪些尚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其往往面临着生态保护与工业化发展之间的两难抉择，且大都在紧迫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发展任务的压力下无奈选择“先污染，后治理”的工业化道路。因而，要更好地克服生态马克思主义提出的消费异化现象，在推进生态理性与经济理性有机结合的同时，还要健全生态治理的监管体系，完善生态治理的评价考核机制。生态治理的监督与评价考核是生态治理的强有力的约束机制，也是对市场机制下的供需主体设定的市场行为准则。为此，我国在不断健全生态治理监管体系的同时，还要将资源消耗、生态效益优劣、生态人居等内容纳入到生态治理的评价指标体系中，并在评价考核机制中重点反映市场供需主体的生态维护、环境保护和资源消耗的具体状况、企业节能减排约束性指标的完成状况以及城乡居民生活垃圾分类状况等。各级政府要在生态治理体系构建中明确自己的生态治理评价考核职责，积极开展政策环评、战略环评和规划环评，建立健全生态环境评价与生态规划建设的联动机制，把落实生态文明战略与治理工作实效进行整体考核评价，将其作为推进区域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导向和工作重心。

(四)推进科技创新，以绿色技术引领生态治理现代化

生态马克思主义在将生态危机的根源归咎于消费异化的同时，针对造成消费异化的原因，认为科学技术进步造成的社会生产力发展也是导致人与自然之间矛盾加剧的重要因素之一，故主张在缩小生产规模的同时，针对小规模生产开发与之相适应的“小技术”，以此减轻经济发展对自然生态的影响。当然也有一些生态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科技进步有助于缓解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绿色技术的研发应用能够提高自然资源利用效率和人类保护生态环境的能力。其实，小规模生产和“小技术”研发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和市场机制越发完善的今天并不具备实际操作性，但通过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和加大绿色技术研发应用的力度，能够将经济发展限定在自然生态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并提高人类保护、恢复和完善生态环境的能力，从而在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的同时在最大程度上实现人与自然的再平衡。为此，我国应重视绿色技术研发，以绿色科技创新为生态治理注入创新活力，推进科技创新与生态环境保护相结合，实现产业升级与生态平衡维护的协同发展。我国要聚集优质资源积极攻克绿色核心技术，培育新兴生态产业，以绿色技术引领新兴产业的培育和发展。另外，我国还要重视发展绿色循环经济，以绿色技术研发突破资源循环利用的瓶颈制约，让资源在循环利用中提高使用效率，将绿色经济作为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的重要导向，在绿色技术与智能技术的融合中为我国经济发展注入科技创新的内生动力。（作者，王素萍，南京审计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南京  2118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