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壳村”治理的“汉中试验”
编者按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7年，我国外出农民工总量达到1.71亿人，如果算上这些农民工的随迁家属，数字将更为庞大。大量农民工外出打工，乡村只剩老人妇孺留守，除了过年时节一片寂静，由此形成的“空壳村”，在全国许多地方都存在。
“空壳村”在劳动力外流后，集体经济也趋于薄弱，村集体没有多少固定资产，村社自身也缺少公共积累，公共事务无从着手。人口外流导致乡村难富，而一旦缺少经济基础，其乡村公共设施建设和社会治理更无从谈起，村级组织的威信也难以树立，劳动力为追求更好的工作和居住环境更趋于外流，形成惰性循环。更为关键的是，在农业产业化的趋势下，单一劳动力即便想在乡村致富，仅靠一人一户之力也很难做到。
在这样的情况下，陕西省汉中市留坝县的扶贫社模式，对于乡村振兴而言，是一个颇有意义的探索。因为，类似这样的村庄，在这片土地上还有很多。
秋去冬来，从陕西汉中沿名闻古今的褒斜栈道钻入秦岭，到留坝县一个叫火烧店的小镇，拐进月亮河。河东，中西沟村的民宿，500元的单价仍然时有来客；河西，堰坎村的农耕文化体验园逐渐引来了西安、兰州等地的旅行团。乡村旅游专业合作社经理侯静告诉《工人日报》记者：“靠民房入股和在农家乐务工，去年最好的一户有5万元的收入。”
这一切要归功于当地的扶贫社模式，而这样的模式，给村民带来的不只是致富。
“手里没把米，鸡都不来”
在外出务工人员集中的汉中，每年春节，外出打工的人集中返乡过年，乡村人气会涨潮般陡然兴旺，几天之后，青壮人口又退潮般外出，大多数乡村又恢复了依靠老人、儿童留守的空寂。
“如果只有留守老人、留守儿童，乡村还有什么希望？谈什么振兴？”留坝县委书记许秋雯一直对农村问题保持着深入研究、探索。在基层工作时，她帮助农民种猕猴桃，从防止用膨大剂，到抗洪救灾、秋收后的销售，真是操碎了心，可到头来想解决的问题一个也没解决。“存在有利就想独占，没利就把问题甩给上面的现象。”各项乡村振兴工作开始了，“上面热、干部热，基层冷、群众冷”的现象又出现了。甚至，有的村干部自己就当“甩手掌柜”，个别贫困户连自家卫生都懒得搞，结果扶贫干部不得不自己上手。
许秋雯长时间陷入沉思：为什么空壳村那么多？因为有劳动能力的人都出去打工了；为什么要外出打工？因为家门口挣不到钱；为什么挣不到钱？因为种植养殖的产业化超出了任何一个农民的个人能力所及；为什么不组织起来？因为村两委都没有这个条件。“很多村没有经济积累渠道，有的有征地款，但因没有管理平台，等于是‘死钱’，群众担心村干部乱花，总惦记着把钱分了。”
结果， 农民和村组织之间，除了偶尔来开个证明，基本上不往来。一位支书说：“手里没把米，鸡都不来。” “让村级组织说话有底气、干事有平台、管理有手段，才能推动乡村治理变革。”许秋雯认为。
家门口有工可做
2016年8月，留坝县的“村级扶贫互助合作社”组建起来了，试图突破过去乡村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中存在的瓶颈。这场试验起于该县11个村的试点，之后分三批，到2017年，全县75个村全部启动了扶贫社。
武关驿镇松树坝村是留坝县首批成立扶贫社的村。村支书席帮清任扶贫社理事长，村主任、第一书记分任副理事长、监事长。扶贫社下设村级股份经济合作社，政府、村集体各占15%股份，其余70%归全体村民；合作社下设9个专业服务队，包括建筑工程、农业生产、旅游服务、电子商务等5个生产经营类服务队，以及自来水管理、卫生保洁、文艺宣传、红白喜事等4个公益服务队。
“给予村两委资源，但又限制村干部权力，政府项目的协调、监督和组织群众是扶贫社的事，但他们不能承包项目；项目由能人大户领头的专业服务队通过公开招投标来承包，承包前提是使用本村劳务并向扶贫社缴纳10%管理费。”许秋雯说，“理顺了利益关系，村两委有了组织群众的权威和经济基础，专业服务队按照市场规律去实施项目，群众通过务工和分红人人受益，分散的农户就被组织起来了。”
一位牵头人告诉记者，他们乐意通过扶贫社搞经营：“扶贫社能提供项目，而我们作为个人，不便直接面对各家各户，村支部、村委会来协调，事情好办。”
为了启动扶贫社，留坝县给每个扶贫社注入30万元原始资本金，用作群众发展生产的借款；同时由政府贴息给予30万元贷款额度，作为流动资金，将扶贫、乡村振兴等项目，30万元以下、工程技术简单的，交给扶贫社组织落实。
60岁的村民王建礼是建筑服务队的瓦工，实现了不出家门而常年有工可做。这几天，他正忙着给贫困户改造厨厕。“前年、去年到今年，日工资从120元、150元涨到180元；还入股合作社种食用菌、养蜂，自己也种了山药，今年挣了5万多元吧。”3年前，他家庭困难，现在生活蒸蒸日上，为此专门购置了理发工具，免费给村民理发。
公共事务有人管
在松树坝村，像王建礼这样常年在服务队务工的农户，有20多户。工程项目不仅让村民在家门口得到工资，还为村集体的公共积累开辟了渠道。“到今年4月，村里共积累了25万元，在提取管理费、公益金后，全部分红。”席帮清说，今年已经两次向入股农户分红，分别为7万元、2.6万元；目前正在筹备将11万元积累向全体村民大分红，即集体留15%，其余85%均按每户400元、每人100元均分。
村集体有了经济积累，水管等公共设施的维修、公共卫生的打扫等就有了经费保障，于是过去没人管、没钱搞的公共事务都正常运转起来，村容村貌根本改变。更重要的是，公共积累分多少、留多少？水费、卫生费每月收1元，还是2元？这些都需要村民大会讨论决定，参与、知情、监督、决策、受益……“过去通知开会，村民能不来就不来，现在都争着来，因为知道和自己利益有关。”席帮清说。
在火烧店镇中西沟村，扶贫社带来的乡村社会变革，已经吸引40余名常年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就业，使这个仅有232户、多年只剩留守老人的深山小村重新焕发出青壮年置业营生、孩童嬉闹的生机。
2017年6月底，汉中市委在留坝县召开现场会，推广留坝县扶贫社经验。半年之后，汉中全市11个县区的500多个行政村，以留坝县为模式建立了扶贫社。扶贫社让村民的钱包鼓起来，把乡村的公共事务捡起来，也改变着当地的民风。
崇德向善的“道德银行”
汉中市的乡村乃至城镇，有一个特殊的银行，但它并不是真正的金融机构，而是“道德银行。”这是该市在探索乡村社会治理中，与扶贫社并行试验的机制。市文明办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扶贫攻坚中他们发现，在乡村存在着好吃懒做“等靠要”等行为，并且这样的行为在乡村凋敝时期明显抬头。
在勉县周家山镇留旗营社区，记者见识了该社区的“道德银行”。说是银行，其实就是两间屋子，一间是一圈货架上摆满毛巾、脸盆、肥皂等小日用品的“爱心超市”，一间是张贴积分管理办法、放置“道德账册”的办公室。工作人员田小莉介绍，德高望重的乡贤能人等组成道德评议委员会，然后通过个人自荐、群众举荐、组织推荐收集勤、孝、善、信、俭、美6方面线索，再由评议委员会按照量化规则评出加减分，积分达到一定量，可到爱心超市兑换商品。
田小莉说，“每季度对积分张榜公布，评分靠后本身就是压力，而负分过多的农户要安排人帮教转化。”
记者注意到，在细化为56项的评分规则中，被评为好儿媳、好公婆的可积8分，而不尽赡养义务的扣6分；院内外无异味、无乱堆乱放，环境整洁的积1分，相反的扣2~5分。在爱心超市，10分可兑现一袋洗衣粉或一桶洗洁精，15分可兑现一条毛巾或一个塑料盆。
“道德银行”春风化雨地影响着汉中乡村的社会风气。勉县武侯镇咸河村支书胡海平说：“现在做好事的多起来了，扯皮骂架的少了，连说话都客气起来了。” 目前，该县的18个镇都成立了道德委员会，130多个村（社区）成立了道德评议委员会和“道德银行”，今年将实现全覆盖。而在留坝县，39个贫困村全部建立了“道德银行”。
